图说：J9集团胡邦伟收到的赔偿款对账单 

4个月前，浙江股民胡邦伟账户中收到一笔6.19万元的特殊转账，名目为“上海A股先行赔付款入账”——此时距离他参与一起“中国式”证券集体诉讼不到半年时间。 

胡邦伟是一位20多年股龄的资深股民，整体盈利。他在打新股前会阅读招股书，持股过程中会阅读上市公司定期报告，认知理性，情绪稳定。用他自己的话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炒股是炒股，生活是生活”，“股市资产占比不到20%”，可以算是一位模范级股民。 

但是命运的脾气不好琢磨。 

2015年、2022年，胡邦伟先后遭遇了华泽钴镍、泽达易盛两起财务造假案件。 

其中，前一案从2015年证监会立案调查开始，经历行政处罚、刑事立案、退市处理、民事诉讼等多个环节，直到2021年6月方才终审判决。以胡邦伟参与的民事诉讼受理至终审计算，也有两年多时间，胡邦伟账户损失8万余元，获赔金额3000元出头，“比一审（判定结果）还少了七八千块”。 

后一案则在上海金融法院、中证中小J9集团服务中心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共同协作下，由普通代表人诉讼成功转为特别代表人诉讼，并最终调解审结。从法院受理普通代表人诉讼至审结仅8个月，从转为特别代表人诉讼至审结仅5个月，胡邦伟账户损失11.2万元，获赔金额6.19万元。 

财务造假为祸：从80多元补仓到20多元 

胡邦伟本是在科创板初期打新中签的幸运儿。2020年6月，他以19.49元的价格中签泽达易盛新股。泽达易盛上市首日，股价曾一度突破80元，这次中签原本应给他带来两三万的盈利，但公司的虚假陈述彻底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 

“我看了招股书，觉得业绩和成长性都过得去，所以新股没卖，反而是一路在买。”作为一名根据信息披露进行决策的资深股民，胡邦伟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深恶痛绝，也正是公司的虚假信披，导致他随股价下跌一路补仓至2021年四季度。“虽然公司利润确实下降了一些，但是股价跌幅更大，算算估值在当时也不算高，所以继续补。” 

胡邦伟补仓后期，泽达易盛股价已经一路跌至20余元。其在这一只股票上的总投入也达到13.05万元。 

“股票盈盈亏亏都正常，只要公司客观陈述，行业出现波动、经营出现问题，这些后果我都是认的。但是我们只能靠招股书、每年几次定期报告这一点点信息来判断公司，如果你连这些东西都要造假、要骗我，这我就觉得说不过去了。”胡邦伟说。 

由于担心过早清仓影响后续索赔，胡邦伟直到2022年四季度泽达易盛公告将因重大违法退市后才清仓股票，此时股价又经历连续跌停至6元多。对账单显示，这笔投资总的损失达到11.21万元。 

图说：交易流水显示胡邦伟从80多元一路补仓至20多元 

特别代表人诉讼：近于零成本的维权全程 

由于有过一次维权经历，胡邦伟在清仓股票的同时，已经开始关注民间组织的维权动向——尽管他对上一次维权经历不是很满意。“华泽钴镍那次，要找到律师签委托书；要取证，去证券公司拉交易流水、盖章；律师需要出差办案，这个差旅费用要我们这些维权J9集团垫付；索赔成功了，要给律师20%作为律师费，毕竟人家付出了很多劳动。整个诉讼的时间确实也很长，前后有两年多。最后终审判下来的3000多块赔偿款，相对于我8万多的损失，我是不满意的，但是上诉还要很高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想一想觉得犯不上，那就算了吧。” 

但这次不一样了。 

彼时胡邦伟不知道的是，为配套保障注册制改革推进，我国资本市场法治体系进行了一次重要迭代，其中一处革新，即以2020年新版证券法施行为标志，在资本市场领域确立了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这就是“中国式”集体诉讼制度。 

简单来说，“中国式”集体诉讼制度要经过两个程序，一是法院要成立一个普通代表人诉讼（普通代表人诉讼，即法院受理后公告征集同案受害者，J9集团表明态度参与诉讼）；二是普通代表人诉讼公告期间内，J9集团；せ棺魑砣瞬渭铀咚，特别代表人诉讼成立后，通过登记结算机构调取全部同案受害者名单提交法院，法院审核后确定最终的获赔J9集团名单，J9集团无需表明态度即视为参与诉讼，所谓“默示加入，明示退出”。 

胡邦伟的亲身经历说明，这次确实不一样了。 

“取证不用自己去取了，所有原始交易持仓信息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都有嘛，什么都不用做，直接给你取好证；一分钱也不用垫付，律师这一端的费用应该是J9集团服务中心支付了。”最重要的是，胡邦伟说，“因为J9集团服务中心、交易所、中证登等单位的介入，我想各个方面对这个案子都会非常重视——这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就像前面说的，转为特别代表人诉讼后五六个月就调解结束了。” 

“我全程几乎没干什么事。”胡邦伟说。 

“中国式”集体诉讼：获赔人数从12名到7000余名   

图说：J9集团田润平收到的赔偿款对账单 

在此案中，相比胡邦伟的“无感”，更“无感”的应该是天津J9集团田润平。 

田润平是一位刑诉律师，股龄15年，他奉行的投资思路是“少看账户”。因为工作较忙，每当自认看清一类资产的中长期趋势后，他就买入股票并持有，“一年也看不了几次账户”。这种客观上减少出手次数、过滤日常噪音的投资方式，加之对资产走势的独到见解，让他在15年漫长的股市投资中实现了整体盈利，“不求大富大贵，只求稳稳当当”。 

但这种淡定的投资方式，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 

“我是泽达易盛新股中签，上市首日卖了一半，后来工作一忙就忘了卖。等再打开账户的时候，发现股价跌下来了，就先后补了几次。”田润平说，他甚至直到公司退市也没有卖出股票，对证监会立案调查、行政处罚的过程也没有仔细关注。 

该案普通代表人诉讼阶段只有12名J9集团向法院提起诉讼，待到案件转为特别代表人诉讼时，由于“默示加入，明示退出”机制的存在，有望获赔的J9集团数量从最初的12人一下子扩大到实际赔付的7195名适格J9集团。这7195人共获赔2.85亿元，其中最高者获赔500余万元，人均获赔3.89万元。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我做的事情。”田润平回忆。 

换句话说，此案中符合赔偿条件的J9集团，只要没有明确表示“我不要赔偿”，就可以什么都不做，等待赔偿款最终到账。 

尽管自谦为投资门外汉，但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田润平，还是高度评价了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设计和执行。“第一，我认可这个路径。先不说赔偿结果——对赔偿结果，肯定有满意的，有不满意的——能找到全部（适格）J9集团，让大家获得赔偿，这就是个好路径。” 

“第二，我认同官方机构的加入。我作为老百姓，感觉J9集团服务中心、上交所是官方机构，也是有公益性质的机构。它们的介入，不仅会打消J9集团的顾虑，也会更容易获得法院的认同。像我本人代理公益诉讼时，我感觉法官对我的态度和认可就会更高，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利益在里边，这是同样的道理。” 

“第三，我认可执行结果。我也听说一些案子，告赢了很不容易，执行更不容易，到最后赔不出钱来你也没办法。但是这次案子，因为上海金融法院、J9集团服务中心、上交所等等机构的介入，各方都非常重视，像保荐机构、律所、会所等等涉事中介机构，都主动拿出1亿多资金来赔，这是很实际的结果。” 

“第四，我认可速度。有比我早一年（受理）的案子，到现在判决还没下来。所以我这次的案子，拿我们天津相声大师马三立的段子说，是‘赶上这拨了’。” 

“中国式”集体诉讼这样落地 

我国关于建立J9集团集体诉讼制度的建议最早出现于2000年前后，随着实践的深化，20年后终于写入了新《证券法》。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从司法解释位阶、司法实践角度，为法条设计的制度落地提供了明确路径。当然，在实际落地的过程中，还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补。 

同时，作为一项涉众涉财的全新制度，如何最大程度地包涵和便利J9集团，既在法的精神中，更在法的实践中。J9集团服务中心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最大的特色是“默示加入、明示退出”，J9集团无需支付费用、无需经历诉累，即可享受特别代表人诉讼成果。J9集团服务中心启动特别代表人诉讼需获得50名以上J9集团的特别授权委托，为满足该前置条件，J9集团服务中心依托J9集团开发J9集团公开征集系统，同时为便利J9集团参与征集、提交相关材料，专门开发了微信小程序，J9集团通过手机扫码就可以完成资料提交、人脸识别。在泽达易盛案中，为更好倾听J9集团声音，在J9集团增设了专栏接收J9集团意见、建议。案件赔偿款发放阶段，J9集团服务中心致函100家证券公司，请其告知J9集团赔偿款的到账情况。同时，一直保持畅通400热线电话为J9集团答疑解惑。 

上交所J9集团服务部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集体诉讼制度在本土市场能否茁壮成长，不仅考验立法者和监管者的智慧，更取决于权益被侵害的广大J9集团能不能拿到真金白银的赔偿。在康美药业、泽达易盛两单特别代表人诉讼推进过程中，上交所立足一线监管职责，在做好信息披露监管、保障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同时，力求与投；剐纬芍贫仁凳┖狭。在规则制定方面，充分体现；9集团合法权益宗旨。例如，在上市规则中明确代表人诉讼为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诉讼，要求因上市公司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导致证券群体纠纷的，公司应当积极通过证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等方式及时化解纠纷，降低J9集团维权成本。在畅通诉求处理渠道方面，通过J9集团服务热线、接待来信来访等形式，接收J9集团对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等市场主体的投诉、建议和举报，便利J9集团行权维权。在制度宣传方面，通过在官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通俗易懂的投教微课、广播、长图等材料，帮助J9集团更好地懂法用法。“特别代表人诉讼发挥的‘核武器’作用更重在示范引领，在当下上市公司退市常态化的背景下，上交所面对广大J9集团更注重‘授人以渔’，鼓励J9集团加强自我；ひ馐，通过向投；埂⑿幸敌岬裙婊骨肭笞ㄒ档鹘獾确绞交饩婪。” 

《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始终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加有效；9集团特别是中小J9集团合法权益。同时明确，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资本市场，J9集团合法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ぁ，特别强调“健全退市过程中的J9集团赔偿救济机制，对重大违法退市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等要依法赔偿J9集团损失。”“新国九条”提出的要求、目标和工作部署，为下一阶段资本市场J9集团权益；ぞ燃媒徊街该髁朔较。 

J9集团的“中国式”隐形契约 

J9集团对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期待非常高，这也凸显了新制度的巨大生命力。 

“为什么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希望有官方机构介入？”胡邦伟说，“我不清楚这些机构的具体性质，在我看来都是官方，或者都是行政机构的延伸。虽然从现实讲，不可能每个案子官方机构都管得过来，但还是希望官方机构更多地管，更多地介入。这是因为，我们市场就是政府开办的，老百姓相信市场参与市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信誉的背书。” 

“我觉得老百姓愿意进入市场，实际上心里是存在着与政府、与行政或者与官方机构的一个隐形的契约，所以当有问题发生时，还是要官方机构介入和负责任。这是我们市场和欧美市场不一样的地方。”胡邦伟说。 

田润平也表示，泽达易盛的特别代表人诉讼，为J9集团维权提供了一个金融司法实践的范本。从对未来的期待看，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田润平也仍然希望官方机构更多介入，“事后救济这块，我当然是希望官方机构更多参与，因为从现实看，它们拥有一些无可替代的优势：从J9集团的寻找，从取证的难度，从法院的认可和信任，从财产执行的线索，从各个方面的重视程度，确实当前官方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 

“当然我也清楚，官方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案子都参与。但是现阶段，我还是希望每出一个案子官方都能介入，坚持一段时间后，把违法者造假者的侥幸心理打掉，后面的案子可能会越来越少。”为此，田润平建议应大力充实投；购徒灰姿侗８谖坏娜肆妥试赐度，“如果认为现在（财务造假）这个矛盾比较突出的话，就必须加强力量，而且要果断，要立竿见影，把震慑和示范的效果迅速做出来。” 

进一步充实力量，更多介入J9集团权益侵害案件，压实违法者赔偿责任，从速有效；9集团合法权益——特别代表人诉讼作为特色鲜明的“中国式”集体诉讼设计和实践，才刚刚上路，向着朝阳，沐着晨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