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分析

（一）案例切入

J9集团A在某证券公司投资顾问推介下，基于对证券市场的合理预期开户入市。初期在顾问指导下，其股票投资获得短期收益，遂逐步建立信任，将账户全权委托对方操作。后因市场波动导致账户出现重大亏损，A认为证券公司未尽到从业人员管理职责，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关于证券公司从业人员的责任归属的规定，遂向公司提出索赔。双方协商未果后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工作站介入纠纷后，调解员经多次沟通及证据梳理发现：开户合同已明确标注证券投资风险，并以加粗条款特别约定“禁止委托证券公司员工进行股票交易操作”。但A仍将账户、密码等交予投资顾问，默许其全权操作。此外，该投资顾问违反《证券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的禁止性条款，擅自实施交易指令，此行为直接导致账户脱离客户自主控制产生亏损。

调解员在剖析责任时指出：首先，投资顾问李某作为持牌专业人员，明知全权委托交易属于行业禁令，仍利用客户信任擅自操作账户，其行为直接导致损失发生，从业人员执业违规应承担主要责任。其次，J9集团A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市场主体，在开户合同已加粗提示禁止委托操作的前提下，仍主动交付账户控制权，违反合同约定，应承担次要责任。最后，证券公司已通过合同加粗条款履行告知义务，且现有证据未显示其在员工日常管理中存在重大疏漏。

经多轮协商，调解员提出责任比例划分方案：由投资顾问承担60%的赔偿责任，J9集团自行负担40%损失，证券公司因无明显过错免除责任。该方案既通过高比例追责彰显对从业人员违规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又以适度责任分配警示J9集团严守合同约定，同时客观评价金融机构的合规建设成效。最终，投资顾问依方案向J9集团A支付赔偿款项，A对责任划分逻辑及补偿结果表示信服，三方签署调解协议书，案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重统一。

（二）案例扩展

由于证券从业人员身处行业核心，能够获取并掌握大量内部信息和客户交易数据，一旦允许其私下接受客户委托进行证券操作，便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极易引发一系列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与交易安全的恶劣行为。为彻底遏制此类违规现象，证券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受到《证券法》第四十条及第一百三十六条的双重约束，前者禁止持股交易，后者禁止私下接受委托。这些规定旨在构建坚实的法律屏障，保障证券市场的公平性、公正性和透明度，切实维护J9集团的合法权益。然而，此类行为仍是资本市场长期存在的顽疾，屡禁不止，自去年以来，截至今年2月28日，私接委托买卖证券罚单多达27张，波及15家券商。代客炒股出现大额损失时，J9集团通；嵋笾と窘信獬。而证券公司对于其员工的代客炒股行为是否应承担责任，以及承担责任的程度大小，便成了解决此类纠纷的核心与关键。

二、代客炒股中代理性质的分析

在代客炒股纠纷中，J9集团因账户亏损向证券公司索赔时，往往涉及代理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代理的本质在于委托人借助代理人的专业能力实现自身利益，其核心是委托人授权与代理人行为的法律关联。我国民事立法秉持“民商合一”传统，这一理念在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立法说明中被明确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指出，我国未严格区分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，商事代理并非独立制度，而是将民事代理的一般规则延伸至商事活动领域。

具体而言，民事代理作为私法领域的基础制度，其规范具有普遍适用性；而证券商事代理本质上属于民事代理在证券交易等营业行为中的具体应用。从法律授权范围来看，J9集团主张证券公司责任时，需判断从业人员行为是否属于职务代理或表见代理。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虽从商事代理角度切入，但民事代理的构成要件仍为裁判核心依据。例如，《民法典》总则编通过“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，将代理的共性规则纳入总则，为各分编提供制度基础。这一立法路径源于1986年《民法通则》，并延续至现行《民法典》。

因此，代客炒股纠纷的民事责任归属，需重点辨析两类代理规则：一是职务代理，若从业人员行为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条“职权范围内事项”的规定，证券公司可能担责；但全权委托交易因违反《证券法》的禁止性规定，通常被排除于职务代理范畴。二是表见代理，J9集团需证明其“有理由相信”从业人员具备代理权，但《证券交易风险揭示书》等文件已明确禁止代客操作，法院多认定J9集团未尽审慎义务，难以构成表见代理。

综上，尽管法院从商事代理视角审理案件，但民事代理的一般规则仍主导责任认定，二者在法理逻辑上呈现“一体两用”的关系。这一特点要求J9集团、从业人员及机构在纠纷中，必须回归代理制度的核心要件，结合具体授权范围与行为性质进行责任划分。

（一）“职务代理”的认定

在法律实践中，职务代理是一种基于代理人职务而产生的代理关系。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，就其职权范围内事项以该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，对该组织发生效力；组织对工作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，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，职务代理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，代理人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即便存在瑕疵，责任仍由被代理人承担；但若行为超出职权且未获追认，被代理人可免责。该规定旨在提升交易效率与安全，但在司法实践中，因主体范围宽泛、职权界定模糊及职务代理人类型区分不明，导致适用存在困境。如果证券公司工作人员未经授权擅自向客户承诺全权委托操作，若符合职务代理的认定要件，公司可能担责。

首先，证券交易须严守合法合规要求。《证券法》第一百三十四条明确禁止证券公司接受客户全权委托（包括决定买卖、选择种类、确定数量或价格）。《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审批暂行规定》强调，核准业务范围不含全权委托经纪业务，从制度上划定业务边界。《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进一步规定，证券公司不得对证券价格或市场走势作确定性判断，不得与客户约定分享收益或赔偿损失，明确全权委托与监管要求相悖。其次，证券经纪合同作为规范双方权利义务的关键文件，均明确约定证券公司应按客户指令操作（符合《民法典》委托合同规则）。即使营业部高管或负责人，其职务行为也限于公司核准的业务范围。由于全权委托不属于公司业务范畴，且客户通常无法提供特别授权证据，故该行为既不属于职务行为，也无法律依据支持。

（二）表见代理的认定

表见代理指行为人无代理权，但相对人应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而与之进行法律行为，行为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无代理权、超越或代理权终止后仍实施代理行为，若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，表见代理构成要件有三：一是行为人无代理权，这是基；二是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依据如被代理人过往告知或行为人持有公章等代理权表征文件；三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，即交易全程不知且不应知行为人无代理权，否则表见代理不成立。构成表见代理后，行为生效，被代理人担责。在证券交易领域，表见代理判定也遵循此规定。如果证券公司工作人员未经授权擅自向客户承诺全权委托操作，若符合上述要件，公司可能担责。

首先，《证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和《客户须知》是证券公司展业时必须向客户提供的重要文件，依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它们是证券公司履行如实披露义务的体现。两份文件明确指出，证券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客户全权委托，客户也不得要求全权委托交易，旨在让客户了解风险与规则，避免纠纷。即便部分手写确认内容非委托人本人书写，主文中关键内容已用加黑加粗字体显著提示，符合行业惯例与法律要求，证券公司已尽合理提示义务。委托人作为J9集团，负有谨慎阅读文件的义务，签署文件意味着知晓并认可内容，不能以未读或不知情为由推卸责任，符合《民法典》诚信原则。其次，《证券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限制证券公司从业人员代客炒股，具有公示效应，大众能够知悉，与这类人员达成委托炒股的委托人，不符合表见代理中“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关键要件，通常不构成表见代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账户开户协议必备条款》“客户须知”第八条也禁止全权委托，并提示风险自担。同时，在许多案件中，委托人在电话回访中确认自主操作，法院依据回访记录等证据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同样会认定后期全权委托主张不成立。综上，从证券经纪合同的约定、风险揭示文件的提示以及委托人自身的行为等多方面综合判断，该接受全权委托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经上文分析可知，证券从业人员违规代客炒股行为在法理层面难以构成《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的职务代理或第一百七十二条表见代理。然而，在司法实践领域，却存在判定证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裁判实例。至于其中具体缘由，我们将展开实证分析予以探究。

三、三方责任划分实证研究

（一）证券经营机构存在过错

在廖某诉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中，廖某，资深证券J9集团，基于信任将证券账户密码告知某证券新疆分公司员工赵某，并委托其操作股票交易（2016年1月至2022年2月）。2017年起，双方合作个股期权交易，账户由赵某控制。廖某多次转账后，遭遇重大亏损，于是举报赵某及公司违规，起诉要求赔偿，

二审法院经全面审查后认定，廖某作为具有多年证券投资经验的成年人，明知证券公司从业人员代客炒股违反相关规定，仍将账户和密码告知赵某，且在电话回访中作不实陈述，称账户和密码由其本人持有，否认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存在代客炒股行为。廖某的这些行为对其证券账户资金损失的发生具有直接影响，自身存在一定过错，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赵某身为证券公司从业人员，明知代客炒股违反《证券法》相关规定及金融监管部门的规定，却仍私下接受廖某委托买卖股票和期权，凭借廖某的信任长期频繁操作廖某证券账户，严重侵害廖某财产权益，对廖某证券账户资金损失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，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关于证券公司的责任，本案中，廖某在某证券新疆分公司开户，廖某的账户所进行的所有证券交易均在某证券新疆分公司的交易席位内，从时间和空间上看，赵某的行为发生在工作时间和证券公司的工作场所，从利益上看，某证券新疆分公司在客观上获得了相应的佣金利益。而某证券新疆分公司作为专业的证券公司，具有技术、信息优势，可以对客户的异常交易进行监控，有义务对廖某的资金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某证券新疆分公司内部监督管理不足，未能有效防范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违法违规行为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，无法确认某证券新疆分公司提交的内部合规培训记录的真实性，且某证券新疆分公司的合规培训明显未达到相应的效果，合规培训形同虚设。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三十条“证券公司应当依法审慎经营，勤勉尽责，诚实守信。证券公司的业务活动，与其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合规管理、风险管理以及风险控制指标、从业人员构成等情况相适应，符合审慎监管和；9集团合法权益的要求。”的规定，该公司在内部监管手段方面存在监督管理不足的问题，且这种内部管理不足的过错与廖某的财产损失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因此，某证券新疆分公司应承担一定赔偿责任。

综合考量赵某、某证券新疆分公司、廖某各自存在的过错、过错的性质及大小、过错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，二审法院酌定就廖某的损失，赵某承担60％的赔偿责任，某证券新疆分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廖某自行承担30％的损失。

（二）证券经营机构不存在过错

在J9集团张某诉某证券及相关营业部证券交易合同纠纷中，张某经人介绍委托某证券公司员工鲁某办理开户，签署了包含《买者自负承诺函》《客户须知》等文件的开户资料。相关文件明确警示：不得委托证券公司员工代理操作账户，否则自行承担后果。张某仍与鲁某签订《聘用承诺书》，将证券账户及百万元资金交其操作。后因投资亏损，张某起诉要求鲁某及证券公司连带赔偿。

法院审理发现：《客户须知》已重点提示禁止委托证券从业人员操作账户，张某开户时签署文件确认知悉风险；张某在电话回访中谎称自主操作账户，实际违反开户协议；鲁某违规代客炒股行为违反《证券法》及证券公司内部《合规执行承诺书》，属个人行为非职务行为。法院认为，张某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J9集团，明知禁止性规定仍主动委托，应自行承担损失；证券公司已履行风险提示义务且未授权员工代客炒股，故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当面对证券从业人员参与代客炒股这类案件时，若合同被判定无效，责任划分应遵循《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所引发的损失赔偿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，原因在于合同订立时，双方理应预见证券从业人员代客炒股行为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风险，故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法院在实际判案过程中，通；嵋谰菟降墓沓潭然衷鹑，考量因素包括证券从业人员对监管规则的知悉程度、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等方面。

综合案例进行分析，证券从业人员进行代客炒股，通常并不构成职务代理或者表见代理，证券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，应看其本身是否存在过错，若证券公司对其从业人员代客炒股行为存在明显管理过错，例如员工长期使用营业部电脑或私人手机代客操作且机构未能通过IP监控、设备绑定等风控措施及时发现，法院通；峤岷稀吨とā返谝话偃逄跚诿阋逦裉蹩，根据机构监控系统完备性、异常交易响应及时性及客户过错程度等因素综合判定责任比例。实践中，营业场所物理管控失范（如未安装操作留痕系统）、员工设备管理漏洞（如未采集移动终端MAC地址）以及异常预警处置迟滞（如多次预警未核查）等情形，可能被认定为机构内部管控失效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，进而判决机构相应的赔偿责任。

四、结语

自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经萌芽初创，稳步发展壮大。与此同时，代理制度也完成了从初始仅在民事生活领域运用，逐步向商事领域深度渗透的重要转变。在现代社会，代理行为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经济交往活动之中，并且其应用范畴仍在持续拓展。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，对于代理的实际需求与日俱增，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制定单行法律，持续为代理领域提供法律规制，以契合现实发展的需求。

然而，这种分散立法的模式，即由众多法律文本分别对代理加以规定，如同零散拼凑，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例如，代理规范缺乏科学合理的体系架构，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，一般性规范不够完善，规范之间交叉重复的情形时有发生，一般规范与特殊规范之间的逻辑关联也不够清晰明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我国民事代理规范已构建起相对系统的体系，能够为民事生活提供较为充分的法律保障。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，商事代理方面的法律规范却极为薄弱，难以满足我国日益增长且不断拓展的市场交易活动的实际需要。尽管众多单行法、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对证券代理、保险代理、专利代理等商事代理有所涉及，但这些规定不仅缺失关于商事代理人资格、商事代理行为及其法律后果的系统性规则，而且大多属于管理性规范，多为限制性和禁止性条款。

面对上述现状，为有效防范员工代客炒股纠纷，证券公司可从以下三大维度发力。一是在制度建设与管理方面，应精心打造完备且严苛的禁止代客炒股制度体系，精准界定代客操作账户、擅自制定交易策略等违规行为，并匹配相应的严厉处罚措施。同时，常态化开展合规培训，将培训考核成绩深度嵌入员工绩效评估与晋升体系之中，构建起合规部门、风险管理部门以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协同联动的多层级监管架构，全力强化客户回访与反馈机制。二是在企业文化与激励机制方面，通过丰富多元的活动形式厚植合规文化土壤，让合规意识深深扎根于员工内心，自觉践行合规准则；优化激励机制，显著提升合规经营、客户满意度等指标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占比。三是在技术与系统支持层面，借助前沿技术对交易系统实施实时、全方位监控，精准设定异常交易预警指标，对员工操作权限实施精细化管控，运用先进加密技术筑牢客户信息与交易数据安全防线，并定期开展系统安全检测与漏洞修复工作。